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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股市行情实时行情]但斌:转载:赵鼎新

赵鼎新:中国大统一的历史根源为什么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发展中走向统一,并在随后的2000年中保持统一,而欧洲在罗马帝国灭亡后仍然处于分裂状态?面对这个问题,人们首先会想到地理因素。春秋时期,中国的核心地区东临太平洋,西临群山,北邻沙漠,南临蛮夷。它的面积只有150万到200万平方公里。相比较而言,从古希腊开始,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涉及到北非、西亚、东欧等地。春秋时期,它的面积几乎是中国的十倍。对欧洲来说,统一的“任务”显然要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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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地理条件很重要,但它们不是决定性因素。例如,印度次大陆面积超过200万平方公里,四面与外界隔绝。从地理上讲,印度统一的条件应该与中国相似,但印度在历史上从未统一过很长时间,第一次全印度永久“统一”的是大英帝国统治下的东印度公司。此外,在秦统一之初,中国的核心领土是有限的。虽然统一后中国的疆域继续扩大,有些朝代的疆域甚至大大超过了今天的中国,但古代中国疆域的扩大并没有破坏中国的统一。因此,地理条件显然不是决定中国统一和欧洲分裂的根本因素。下面,我想对中国如何实现统一和统一局面如何维持这两个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首先,中国是如何走向统一的?

为了赢得战争,一个国家必须有一支好军队,有效的经济生产和税收能力,以及管理国家的能力。战争将因此促进国家机器的发展和国家战争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当一个地区国力的发展形成“一山不能容二虎”的局面时,这个地区的统一就成为可能。在古代,一个地区的统一基本上是长期军事竞争的结果。然而,虽然国力总是在战争中发展,但其发展程度将受到一个地区独特的结构条件的制约,战争与国力的发展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例如,罗马陷落后,欧洲逐渐形成了四个主要的权力阶层:国王、贵族、教廷和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虽然欧洲的中世纪战争也极大地加强了国家的力量(例如,英法两国在百年战争(公元1337-1453年)的推动下,都产生了从属于国王的正规军和为普通百姓直接收税的能力),但在贵族、教廷和城市中产阶级的控制下,这个国家在欧洲手机股票市场的力量从来没有能够发展成中国式的。

赵鼎新:与欧洲相比,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结构非常简单。春秋之初,中国社会只有两个权力阶层:君主和贵族。春秋初期,中国北方国家的军队大多由贵族控制,因此战争往往有助于该地区贵族势力的发展(同一时期,鲁国出现了“三桓”,齐国出现了“田家”,宋国出现了“七亩”,晋国出现了“六清”)。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和5世纪中叶,北方国家的贵族势力持续增长。于是出现了“封建危机”,导致了“田代齐”和“三家分金”。那一年的贵族突然变成了君主。

赵鼎新:中国大统一的历史渊源在于晋国。在金分裂之前,魏、韩、赵等国的贵族势力逐步推行以郡制为中心的非世袭官僚体制,旨在削弱其控制下的领地内的贵族势力,并在土地所有权、税收和法律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多项改革。三国鼎立后,为了进一步增强君权和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魏、韩、赵先后在法家哲学的指导下进行了全面改革。“三晋”时期,魏率先进行了改革。此后,魏国的权力大大增加,统治了战国时期,并迫使其他国家效仿,从而形成了从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至4世纪中叶旨在加强国家和武装力量的法家改革浪潮。由于没有欧洲式的教皇势力和城市中产阶级势力的抵抗,北方上层国家的贵族势力在“封建危机”后都衰落了,因此战国时期的国家在战争的推动下几乎不可阻挡地走向权力。显然,中国强大的官僚机构不是通常所说的“治水农业”的产物,而是春秋战国时期战争背景下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产物。

战国时期,秦贵族相对弱小,改革容易进行。同时,秦国改革起步较晚,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因此,秦可以采取比其他国家更彻底的改革。改革开放后,秦国利用有利的地形,攻打渭水流域的“三晋”,包抄了长江流域的楚国。很快它在七个战国中赢得了统治地位。“一山不能容二虎”的局面正在逐步形成。

我们知道,“国际社会”、“国际法”和“主权”概念的出现以及民族主义的形成是现代欧洲未能形成大团结的两个主要原因。“国际社会”等概念不仅限制了欧洲国家的行动方式,还确保了不同国家在“违反国际规则者”面前能够团结一致(这就是为什么欧洲能够最终实现持续团结,直到在路易十四、拿破仑和希特勒面前取得胜利)。同样,民族主义的出现促进了统治精英和普通民众对异族统治者的反感,从而大大加强了征服的成本。在中国,法家改革的成功和法家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使得“现实主义”成为战国时期国际关系的唯一标准。任何以价值为导向的国际关系观,如“国际共同体”、“模拟股票交易软件的国际法”和“主权”在战国时期都失去了市场。因此,反秦的“联盟”不仅是不可持续的,国家也是“以邻为壑”试图将秦的灾难引向其他各方。秦因此可以进行“远亲近攻”,分而治之,使中国走向统一。

赵鼎新:中国统一的历史根源法家改革的成功也阻止了当时中国“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这也加速了中国统一的进程。为了吸引人们参军,国家一般会采取以下三种方法(当然,一个特定的国家不会只依靠一种策略来动员人们参战):1。雇佣有钱人;2.通过一种意识形态,人们感到他们在为自己的命运而战。3.用“大棒和胡萝卜”的方法,通过胁迫来强迫人们参军,通过奖励勇敢来鼓励奉献。理论上,强制性能力差、财力雄厚的国家将采用第一种方法,强制性能力强的国家将采用第三种方法,财力不足、强制性能力弱的国家将采用第二种方法(现代民族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在欧洲形成的)。战国时期法家改革的成功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强制力。当时的统治者不需要挑起情绪来让人们觉得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命运而战。相反,他们直接采用“大棒加胡萝卜”的方法,通过强制手段强迫人们参军。这阻止了当时中国“准民族主义”的形成,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统一进程。(楚国的法家改革不太成功,因此延续了数百年的贵族势力也得以延续。正是由于强大的贵族文化和贵族身份的存在,楚国才成为七大战国中唯一一个像屈原一样被今天的历史学家描绘成“爱国者”的地方。)

在描述战国末期的历史时,在《史记》出现了以下类型的记录:在战争之前,秦国会派遣间谍到其他国家散布谣言,说其他国家的将军会投靠秦国,导致其他国家的国王撤回(甚至杀死)将军和任命一个无能的替代者,导致秦国的军事胜利。传统历史学家经常通过指责其他国王的无能来解释这些记录。事实上,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规则:一旦没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趋势,这个国家就会像一个接一个的公司一样,政客们就可以自由地换工作,靠树木为生。在这种结构下,一个大公司(秦)不会害怕其首席执行官的辞职,而一个小公司将不得不不断地阻止员工更换工作。《史记》中的这种故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主义的缺失也加速了中国的统一进程。

第二,如何维护中国的统一?

秦始皇统一中国15年后,秦朝崩溃了。然而,2000多年来,秦朝建立的统一帝国模式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历史形态。即使是南北朝时期的长期分裂和儒学的衰落也没有完全打破这种状态。如何维护和发展中国的统一?在这里我想回答这个问题。

我的分析将从古代帝国面临的共同困境开始。有限的运输能力和手段一直是古代帝国面临的一个主要限制。面对这一问题,古代帝国采取了以下对策:第一,通过军事威慑和外交手段,迫使邻近的部落首领忠于中央政府,尽管当地的政治仍然由当地部落首领管理。第二,通过迫使邻近部落的首领将他们的儿子作为人质送到中央政府,他们可以加强对周围地区的控制。上述两种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即一旦中央政府走向衰落,周围的贵族会立即“消失”甚至转而效忠敌人,从而加速帝国的垮台。这就是商朝在周武王牧野和尚可之战中死亡的原因。古代帝国第三种常用的控制方法是派遣特使或官员到周边地区直接控制他们。这种方法肯定比前两种方法更有效。但是,在通讯和控制极为不便的情况下,我们无法保证派遣的人员不会与当地部队勾结,甚至不会管理独立王国,从而造成巨大损失。因此,为了提高帝国广阔领土的管理能力和降低控制成本,古代帝国的下一步发展是形成统一的精英文化,甚至精英身份。通过文化同质性来弥补直接控制的不足。罗马帝国的发展达到了这种状态。在罗马帝国的成熟期,罗马各省的贵族在露天剧院观看奴隶战争,在罗马浴池沐浴,享受相似的世俗生活,并有一定的认同感。一般来说,一个帝国将同时使用上述四种方法来控制其周边地区,但成熟的帝国将主要使用第三和第四种方法,而更原始的帝国主要依靠第一和第二种方法。

中华帝国的政治控制手段无非是上述四种。然而,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这些控制措施的发展也表现出了自身的特殊性,并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西周建立之初,统治者面临着来自宗室成员和商朝旧势力的严重威胁。作为回应,周初统治者采取了两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开拓措施。首先,为了与商朝的遗民达成和解,周的统治者声称他们推翻商朝是正义的:商朝国王因其压迫性统治而失去了他的委任统治,而周是委任统治的合法继承人。命运的概念一出现就具有强烈的宣传性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中国的政治思想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被后世称为儒家的学者将天命思想系统化。此后,这一思想体系逐渐被神圣化,并最终成为中国君主制时代合法性的基本阐释。然而,在“命运”概念的背后是“反叛是正当的”的思想,即人民有权推翻无能的统治者。中国历史上无数农民起义无一例外都带有这一概念的胎记。第二,在接受了商朝有一天灭亡的教训后,西周的统治者创造了一种新的帝国形式。他们不再在被占领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傀儡,而是派遣皇室成员到各个战略要地建立一个国家,并建立一个复杂的礼仪系统来控制每个国家的统治者。西周统治者的这一创新方法不仅加强了他们对周边地区的有效控制,更重要的是,深化了血缘关系在中国政治中的持续重要性,为儒学的出现提供了基础。

西汉时期,董仲舒等人改造的“官学”,在得到汉武帝的高度赞扬后,上升为政治显要和国家意识形态。从那以后,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形态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儒法国家”,即一个以儒家思想的合法性为基础,采用工具主义法家思想作为治国艺术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在这种政治制度下,皇帝被奉为“皇帝”,而解释“天命”的权力掌握在从知识精英中挑选出来的儒家式官僚官员手中。这种政治制度在国家权力和儒家精英之间建立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共存关系,为国家统治提供了法律基础,为臣民的生活提供了道德标准,在社会精英一级维持了一种同质的文化,并为下层社会群体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参政机会。我想在下面的分析中指出的是,官方儒学的出现给了帝国的精英一个统一的文化和身份,并弥补了帝国控制的不足。这是保持2000多年统一局面的关键。

罗马帝国的精英也有一种同质的文化。然而,罗马的同质文化是世俗的。基督教兴起后,罗马的世俗文化受到了挑战。基督教的教义和礼仪极其简单,容易在平民中传播,并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罗马帝国根本没有能力镇压和消灭它。与此同时,罗马帝国很难将基督教确立为像儒教一样的帝国政治理论。这是因为基督教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对皇权的建立非常不利。同时,基督教也强调“信仰的正当性”,或者只要那些相信上帝的人是上帝的子民。结果,它创造了一种超越罗马帝国的认同感,削弱了人们对帝国的感情。基督教的力量不仅促进了罗马帝国的灭亡,也使欧洲在罗马帝国崩溃后更难实现统一。在整个中世纪,天主教会一方面需要国家的保护,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国家变得过于强大,从而侵蚀了教会的利益。因此,欧洲在国家和宗教的合作和竞争中四分五裂,再也无法恢复罗马时代统一的“荣耀”。

在中国,自汉武帝以来,儒家思想一直保持着统治地位。即使在儒学相对衰落的南北朝时期,兴盛的佛教也无法取代儒学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与儒家思想相比,佛教有一种统治阶级所不喜欢的“佛前人人平等”的感觉。此外,佛教对来世的追求贬低了现在的生活,很难在政治层面上与实用、实用的儒家思想竞争。这就是当时北朝统治者从宣扬佛教转向压制佛教甚至摧毁佛教的原因。魏孝文帝为什么要主动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发起冲击,努力提高儒学在北魏的统治地位。魏孝文帝的所作所为无意中为中国回归统一做准备。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周期性的“王朝循环”。然而,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王朝的周期背后没有周期性。如果有什么规则的话,那也应该是一句“生与死是一样的”的俗语。中国各个朝代灭亡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在新的统一局面形成的背后也有相似的原因。也就是说,统治阶级上台后会立即发现儒家思想是最合适的统治思想,他们必须获得儒家知识分子的支持才能获得政治稳定。这样,汉代形成的“儒法国家”的政治形态在新的条件下不断被“复制”,尽管由于当时结构和人员的调整,这种复制在每个朝代都会出现不同。

这样,儒家思想为中华帝国提供了同质的文化和身份基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古代帝国有限控制力的局限。儒家思想的存在使帝国的国家形式在中国发展到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古代中国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发达的官僚机构和精英阶层的认同感。除了当时的人民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感,中华帝国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种形式的中华帝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桎梏。然而,现代学者甚至将“反右”、“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灾难视为中国长期统一带来的“东方专制”文化的结果。事实上,在德国、日本、前苏联、柬埔寨、伊拉克和许多其他文化和历史完全不同的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灾难性国家政策。它们构成了“现代化”的阴暗面,是后发展国家在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内政治的多重互动下走向极端的例子。当然,由于长期统一带来的强大的民族传统,中国将很快走上错误和正确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能够迅速把整个国家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并立即把整个人民带入一个富裕的运动,创造另一个世界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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