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什么造反——知青生涯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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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什么造反——知青生涯琐记

  我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一日闲来无事,忽然忆起下乡之前,一位朋友告诉我,我来插队落户的这个地方,有一个他认识的人,也算是朋友吧;这人在“文革”开始时,是很有名气的,当过一个全国性的造反组织的头头,还受到当时中央文革成员关锋等人的接见,但后来被抓了起来,关押了一段时间后又不明不白地放了出来,现在一个林场当农工。

他已告诉这人,说我下乡后可能去找他。

我插队的这个村子离这个林场还有较远的路。

我知道这个林场的大致方向:在远远可以望见的一座山上。 我决定去会会这个人。

  抽了一个空,我向这山上走去。

山比较高,不过一路上景色还不错。

走到林场所在地,在宿舍门口遇见一个人,我问:“言丰生(为尊重他人隐私,此处用的是化名)是住在这里吗?”他看了我一眼,说:“你找言丰生?他在里面。 ”我走进宿舍,里面却空无一人。 我很惊诧,回转身来,却见门口答话的那人已走了进来,对我朗声说道:“我就是言丰生。 ”这个场面很有些戏剧性,有点像现在某些电视剧虚构的悬疑情节。

  惊诧之余,我告诉他,是朋友某某介绍我来的,他应该知道。

他点了点头。 往下说话时,他出语十分谨慎,看来仍然对我的来访存有戒心。

在门口问话时,他没有自认身份,大概想试一试我是否认识他。 这次谈话我们说了些什么,我一点都不记得了,应该是些不痛不痒的话。 我没有呆太长的时间,他也没怎么留我,我就告辞下山了。   后来我慢慢淡忘了这次走访。

忽然有一天,言丰生来到我住的这个村,他是特意来回访我的。

这次态度很不同,十分热情。 他还拿了两包山里的特产送我,记得其中一包是晒干了的黄花菜。

他在我这里呆了大半天时间,我们聊天,主要是他谈自己的情况。

过后我猜想,可能是他跟我那位朋友联系了,确认了我的身份,开始把我当作他的朋友。

  他谈到自己为什么造反,以及在“文革”初期造反的情况。

他说,原先他是公社学校的一名教师,后来他把公社书记女儿的肚子搞大了(原话如此),就被抓起来送去劳教,劳教的地方就是现在这个林场。 “文革”开始后,他为自己的事情到北京告状,要求平反,恢复工作。

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他同其他一些上访人员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

回到地方后,他接连写下“从某某地区打向省委的第一炮”、“第二炮”……等一批大字报,影响很大。

后来,似乎十分突然,他被有关部门给抓了起来,而这时中央文革也下发了通知,取缔所有的全国性造反组织。 大概是上面觉得这些组织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又或许怕其坐大后难以控制。

后来他被放了出来,也没有给他任何说法,让他回到林场继续当农工。   如果说上次见他,他的举动让我颇感惊诧,那么这次谈话就更加让我惊诧不已:他所说的跟我原先想象的大不一样。 我以为,能够成为“文革”之初的风云人物,一个全国性造反组织的头头,他一定很有政治头脑,比其他人更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其造反的目的,就是为了捍卫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他或许还有自己的政治理想;等等。

而他说的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造反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借这个机会改变自己恶劣的生活状况,没有任何政治因素在里面。

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他走之后,村里有几个人凑了过来,十分惊讶地问我怎么认识他。

他们说,当时他在这一带可有名了,曾一次向区里要了10辆自行车,以作革命造反之用。 那时的一辆自行车,恐怕要相当于现在的一辆摩托车了。

一次能让一级政府拿出10辆车来,这在当时,也算是很有本事了。   言丰生的经历让我更深地审视“文革”种种现象的实质。

30多年以后,也就是大约8年前,我写了一篇书评文章,其中一部分是专谈“文革”的,包含着对“言丰生”这一类现象的思考。 现录之如下,作为本文的结束:  “文革”的始作俑者当然希望用“文革”话语掌握群众,一统天下,从而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吗?表面看起来做到了,实际上没有;或者说,他们在做到的同时,又催生出许多他们并不希望见到的东西。

  真正深受“文革”话语影响的大约有两类人。 一类是虔信“最高指示”,对此深信不疑,盲目地信,类似宗教信徒。 尽管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做出这样一副虔诚的样子,实际上真正的信徒并不多,他们多为年轻人。   还有一类人联系中国国情认真思考“最高指示”(毛泽东思想)乃至马列主义,他们的文章(大字报、小报)往往表现出一种不同于或力求超出“文革”八股套语的清新语言和有些独特的内容,因此被当局视为异端,影响较大者受到严厉惩罚,下场极为悲惨。

虽然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力求突破“文革”话语,其基本思路仍然在“文革”语境之中。

这样的人也很少,他们之中也多为年轻人。

  大多数中国人参加“文革”,积极活动,与其说是受“文革”话语影响,不如说是受利益驱动,用学术性的语言来说就是,他们本于生存的需要。

最早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造反的,几乎都是在单位受领导压制的人、“四清”运动中的下台干部、受过各种处分的人等等,而各单位领导的红人几乎无一例外是保皇派。

参加哪一派,保某某人或反某某人,大都不是由于理论上有什么认识,而主要受各自的利害关系、人际关系、情感因素等等支配。

那些高举毛泽东语录打派仗的人,一个个心知肚明,其实谁都并不真正相信什么,他们采取的是一种完全实用的态度,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拿出什么样的“最高指示”;或者“最新指示”一出来,就尽可能地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

等等。

  “文革”的始作俑者希望通过运动群众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群众实际上也在利用领导的利用来达到自己的功利目的。

工人、农民、干部、军人、学生、知识青年等都希望通过运动来解决自己的特别问题,来改善和提高自己的地位。

这是“文革”能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根本原因。

像三年大饥饿时期被下放到农村的城市居民(主要是工人)闹着回城,下乡知识青年(“文革”前的)闹着返城,就是显明的事实。

他们也有组织,也是什么兵团、司令部。

“文革”的研究者往往不太重视这些非主流现象,而我认为它们具有不可忽视的实质意义。 老百姓一旦认清这场运动实际上与自身的生活改变无甚大的关系,马上就变得消极起来,只是应付而已,这时就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参加了。

  顺便说一下,言丰生所在的那个林场如今成了一个旅游景区,国家森林公园之类的。 这是偶尔从媒体上获得的一个信息。

以后我再没有去过那个林场,也没有再见到言丰生,不知现在他是否仍在那里,生活过得怎样。

  写于2012年。